“等明年两会，我们再来找你吧！”昨晚吃完饭，小金妹妹临上车前使劲地拉了拉我的衣袖。

 

       小金妹妹可不是多愁善感的主儿，几位哥们儿提到她的时候，眼底竟浮起一丝恐惧。“她太…那个了……”哥们儿仰起脖子咕噜吞下一口酒，“跟她最多说上三句话，”——深刻地摇两下头，“她绝对会把话题引到床上去！”

       “天啊，这几天我们都快疯了”——另外一位哥们儿附和。

       “平时在重庆就很疯啊！”哥们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“写稿子真跟疯子一样！”好几个周末的早上，他迷迷糊糊地拿起电话，总传来她恶魔般地声音：“你在哪儿采访什么呀？今天政府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做稿子呀？”——按这哥们儿几十年的习惯，按照大多记者的习惯，这正是睡觉最香的时机啊。

       “天啊，太疯了！”——另外一位哥们儿附和。

 

      其实小金妹妹比我大4—6岁，具体数值不清楚，忘了是自己没记清还是根本就没问过她。4年前刚见面的时候她以为我年纪比她大，所以自然就只能当妹妹了。

      我与她共事的时候，正是我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之一，是往前迈出的一大步。

      她与我共事的时候，正是她人生的最低谷，她后来说是她职业生涯的败笔，成为心底的噩梦、一直羞于与人提及。

      所幸时间不长，未到三个月，家里人高高兴兴地劝她回家养胎、等着10个月后生孩子了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  听我说完有谁谁谁在此后，她坚决地表示不过来跟我们吃饭了。我问为什么，电话那头一声轻颉，“他们连床字儿都听不得！”

      20分钟后，她终究还是过来了。

      传说她是重庆月收入最高的记者之一，去年的某个月仅稿费一项便收入两万四千多。

      “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儿，”她终于当面跟我澄清，“那个月总共才拿一万六千多……其中有三千多是以前欠我的……”

      我问她怎么天天那么早起床骚扰大伙儿，她一脸幸福的表情，“我儿子每天早晨都会按时叫醒我！”

      她儿子出生的时候，我陪朋友去看过的，现在却已经三岁多，已经上幼儿园了。

 

 

散场，3月14日深夜，后海某茶厅。什么都有散的时候……